她把车开进车道时,码头的椅子已经叠好了——这说明他比她先到,也说明整个周末都会变成一场关于谁先走的角力。
九月,他们就用短信把收尾清单分好了,用的是两个仍然认得对方笔迹的人才会用的那种简短口吻:她负责水管,他负责门廊。两人谁都没提卧室的那扇窗。
到四点,他们已经把管道里的水放干,把藤椅拖到屋檐下,把烤架裹进防水布里,像是把什么东西哄睡过一个漫长的冬眠。这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下午,任何一对曾经彼此小心翼翼的人都可能有过。
最后一件事是那扇朝湖的风雨窗——十一年来,每到十月它就多翘一点,而它从来没有一次就扣上过,哪怕在他们还在努力的那些年里,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。
关上它需要两只手:他的手从门廊屋顶那边勾住窗框,她的手从卧室里面把窗扇往下压,两个动作合着一个他们很久没有一起大声数出口的节拍。
"数到三,"她隔着玻璃说,用的是她以前留给别的事情的那种声音。
玻璃在她掌心贴着的地方是凉的,靠近他手的地方却没有一点暖意——一层薄薄的玻璃隔在两只曾经无需言语就能找到彼此的手之间。她看着他的前臂绷紧。他看着她的嘴唇数着数。
卡扣在第二次就扣上了,一如既往。有那么一瞬间,两人都没有松手——她的掌心平贴在玻璃上,他的手指就蜷在下面,是这栋即将为过冬而冷下去的房子里,最后一点暖意。
"明年,还是这个时候?"他问。
她没有回答。她也还没有把手收回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