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个冬天了,那辆双门轿跑一直架在车库的垫木上,就是他们婚礼那天一起驶离的那辆车。九个冬天了,它始终只差一点点就完工。
十一点,她穿着白色浴袍走出来,赤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,因为厨房里的收音机停了,整座房子开始像一个被久久屏住的音。他在引擎盖下,胳膊埋到肘部。车库里有溶剂的味道,旧金属的味道,还有他的味道。
“拿着这个。”他说着,把工作灯向后递来:一只装在铁丝笼里的灯泡,拖着一根长长的橙色电线,隔着铁丝都烫手,把一轮小小的太阳晃过引擎。她稳稳地举着。整整二十分钟,她是这间屋子里唯一不动的东西。
有一条规矩,比这辆车还老。他碰家里任何东西之前,都要在洗衣间的水槽边,用粗糙的橙色肥皂一直搓洗到手腕。碰她之前也一样。二十年了,她从没要求他破过这条规矩。
将近午夜,他躺在修车滑板上滚出车底,仰面看着她,灯把缓慢的光铺在椽子上。他伸手去摸后袋里的抹布。她先一步从他指间把它拿走,任它落下。
“水槽。”他说。这不是反驳。这是他二十年来一直以规矩的样子在问的一个问题。
“今晚不用。”
他坐起身来。双手摊开垂在两膝之间,黑到手腕,他看着它们,仿佛那是订下规矩的那个男人的手。她把灯放在挡泥板上,让铁笼把它的栅影投上墙壁,然后跪在冰冷的地上,把他的手,一只,再一只,引向自己浴袍的领口。
早晨,白色棉布上沿着领口有几枚拇指印,黑而分明,在她转过头的地方微微晕开。她手里拿着浴袍,在衣橱前站了很久。洗衣篮就在那里。她把它挂在最里面,冬衣后面,没有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