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的周五,博物馆会开到很晚。九点半,守卫已经开始一间一间熄灯,像人熄掉一座房子的灯那样:从最远的一头起,不慌不忙,也不道歉。
她像每个星期一样独自来了,他也是。第二个展厅里他们注意到了彼此,第四个展厅里又一次,然后是在一只装着纽扣的玻璃柜旁,没人说得清那些纽扣是什么来历。他们没有说过话。每一次,总是一个发现另一个已经在那里。
身后某处,开关咔嗒一响。他们刚离开的展厅暗了下去,门洞成了一块空无的长方形。“那是荷兰厅。”他说,这是他们彼此说的第一句话。“荷兰厅我还没看完。”
“我也没有。”她说,已经迈开了步子。“走吧。”
于是他们走在黑暗前面,不快,因为在博物馆里没人奔跑,只是往前,一间接一间,谈着墙上的一切,却不提墙外的任何事:画家把手画成未完成时,是在留住什么;天空为什么总是最后才画。
他是从雨里进来的;雨气还留在他衣领的羊毛里。她站得够近,闻得到,而他站得够近,早已不再假装在读那块小标签。
最后一间展厅很小,只挂着一幅画:夜里一座房子半掩的门,灯光在地板上铺成一条长长的黄。有一条长椅。谁也没有坐。走廊里,守卫的脚步不紧不慢地走近,停住,一只盒子里一把钥匙转动了一下。
“最后一间了。”他说,几乎是温和的,她感到他从画里那扇开着的门转过身来,朝向她。
然后灯灭了,一下子,彻彻底底,只剩下两个人决定沉默的声音。他的呼吸。袖子挨着袖子。她把脸转过去,只转了那必要的一寸。
外面,前门的台阶上,寒意来了,像第二种意见。她在黑暗里的某处丢了一只手套;她的手此刻在他的大衣口袋里,和他的手指交缠着,那不是手套。
“我该告诉你我的名字。”他说。“还不用。”她拉着他走下台阶,朝街上唯一亮着灯的窗户走去。“到下一间再问我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