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只箱子靠在她第一次独居的公寓墙边,整整九天。箱子侧面画着两个灰色小人,合力抬起一块床头板,下面印着:需两人安装。
她本可以找任何人帮忙。她找的是那个办公桌和她面对面坐了一年的男人——他知道她咖啡怎么喝,却在这一整年里,连她的衣袖都没碰过一次。他说他会带电钻来。
他下班后来了,穿着一件她在办公室里从没见过的法兰绒衬衫。两人在那盏唯一的灯泡下跪在光秃秃的地板上,零件一排排摆在他们中间。他把说明书念得像用户条款。她把螺栓分进一只小碟子,没有看他的手。
第四步要求一个人把侧板扶正,另一个人拧进螺栓。拧一颗螺栓的工夫,他的肩膀离她的肩膀只有一厘米,两个人都没有呼吸。然后他坐回脚跟上,那一厘米又变回了一臂之遥。
图纸上的灰色小人做什么都肩并着肩。他们俩做什么都隔着一臂的距离,花了两倍的时间,谁也没提。
“他们为什么没有脸?”她把图纸朝灯泡斜过去。“这样就看不出他们喜不喜欢对方。”他说,眼睛一直盯着六角扳手。
过了十点,最后一颗螺栓拧了进去。床架立在地板中央,颜色浅淡,光秃秃的,还没有床垫。她小心地坐上去,然后不那么小心了,它稳稳地撑住了。
她举起最后一页:两个小人站在一张装好的床尾,再没有什么要吩咐他们的了。“你看,”她说,“他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。”
他看那幅图看了比必要更久。然后他轻轻放下电钻,像是怕吵醒什么,在她身边坐下。床架发出一声低低的木头声响,承住了他的重量,他的膝盖靠上她的膝盖,停在了那里——一年来第一次,他们中有人让什么东西停留下来。
图纸滑落到地上,正面朝上,两个灰色小人依旧肩并着肩,正如那张图一整晚所期望的那样。他转向她,发现她早已转了过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