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续九个十月,这仪式从未变过:她用黑色记号笔画好脸,把刻刀递给他,他便顺着她画的线条去刻,从不抱怨她总把鼻子画得太窄,难以下刀。
今晚的南瓜摆在两人中间,桌上铺的报纸已经被压得发软。刻到眼窝附近的某处,他的小心劲儿用光了——双手冻得关节发僵,瓜瓤一路黏到手腕,一缕瓜子粘在前臂上,像是刚和这东西打了一架,还输了。
“你这是要把手指削掉了,”她说,“我线画得清清楚楚,你根本没跟着走。”“我又不是外科医生,”他说。“你不用是外科医生,”她说,“你只要小心点就行。”他从来都不小心。她也从来没有一次因此介意过。
瓜盖最后一圈切下来后,他把蜡烛嵌进去,用手掌护着火柴直到点着,又不等她开口,便越过她伸手关了灯。
厨房一下子暗了下来——台面、挂钟、窗外的一切都隐没不见——唯一剩下的光,是她画的那张脸,在两人中间的桌上烧着橙色的光,把两人的影子投到墙上,比他们任何一次独自站着时都要高。
他还没来得及去够毛巾,她已经抓住了他的两只手腕,就这样把他领到水槽边,一手扣住一只手腕,把水龙头拧到他一直喜欢的那个温度——九年过去,她还记得。
水流过瓜瓤,流过瓜子,也流过那段两人不再假装自己只是在洗手的特定时间。他没有把手抽开。她也没有先松手——只是站在那儿,拇指抵着他手腕上那层薄薄的皮肤,感觉他的脉搏在水下渐渐加快,两人都被侧面打来的橙光照着,那光来自她画得拙劣、却被他刻得精准的东西。
窗外,整条街区已经暗了下来,一片寂静,他们与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之间,再没有别的,只剩他那双已经洗干净的手,和她那双仍不肯松开的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