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映机从阁楼上分两趟搬了下来,先是箱子,然后是胶片盘,他把它贴在胸口抱着,像抱着什么睡着的东西。那是他父亲的。机器带着灰尘和机油的气味,还有一丝淡淡的寒意。
他把一条床单别在挂画的横条上,凭手感穿好胶片,她坐在沙发上看着,膝上盖着毯子。外面开始下雨夹雪。“八分钟,”他说,“就只有这么多。”
然后灯泡亮了,床单变白,湖就在那里。两个人都二十六岁,眯着眼睛。一座栈桥。一个穿着借来的男式衬衫的女人,对着举相机的人笑,头发贴在脖子上。画面跳动,稳住,又跳动。除了齿轮干涩细小的咔嗒声,什么声音也没有。
“你看她,”她说,“她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“她知道一点。”他说。
她又看了整整一分钟。然后她把毯子放到一边,站起身,走进了光柱里。湖水从她身上滑过:栈桥横过她的锁骨,水光沿着她的肩头流动,毛衣就是从那里滑落的,床单上的那个女人在她喉咙附近的某处笑着。
“你挡住了。”他说。那不是责怪。
“我知道。”
她把脸转向光,夏天在她的皮肤上碎开,明,暗,明,暗。他从椅子上站起来。他的影子越过床单,把湖熄灭了。
胶片放完时,两个人都没有看见。它像所有胶片那样走到了头,松开的片尾拍打着机身,嗒,嗒,嗒,床单变成了一片素白的光,一个空白的方块,把整间屋子都装在里面:她的肩,他的手,还在嗒嗒作响的片尾。
该有人去关掉它。灯泡很烫,胶片会烧焦。两个人谁也没有动,过了很久,雨夹雪的声音才盖过了那嗒嗒声。
